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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5月11日电:崔鹏:抗击泥石流的科学战士
新华社记者吴晓鹰
30多年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成都山地研究所)副所长崔鹏始终站在山地灾害防治的第一线,被誉为中国“泥石流院士”的第一位科学家。
虽然他已经快60岁了,“忙碌”仍然是崔鹏的正常工作。这位老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山地灾害,看起来有点累,但当他提到泥石流研究时,他立即继续说下去。
对于局外人来说,山地灾害研究往往不得不在野外进行,这既困难又危险。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专业,但崔鹏觉得它非常有趣。从1985年到成都山地研究所工作,崔鹏一直沉浸在山地灾害防治领域,与激烈的泥石流斗争了30多年。他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位从事泥石流研究的院士,被誉为“山体安全的科学卫士”。
崔鹏对泥石流的兴趣源于一份学术报告。当时,大学生崔鹏听了成都山地研究所唐邦兴研究员关于泥石流研究的讲话,被他的话所吸引。后来,他申请了唐老师的研究生职位。
泥石流是山区最有害的灾害之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山地国家,山地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聚集了全国56%的人口。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崔鹏跟随导师来到泥石流灾害频发的四川和云南,亲眼目睹了暴雨和泥石流的破坏,目睹了村民们失去亲人和家园。当时,“为民除虫、利民除害”的种子悄然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997年,崔鹏在英国完成了他的博士后研究,放弃了他的优秀待遇,毅然回国。当时,出国留学的热潮盛行。
崔鹏非常清楚这些情况。他依托中科院“百人计划”获得的18万元研究经费,带领年轻的研究骨干“自力更生”,积极争取国内外各种研究经费,不断改善研究条件,开展了一批针对学科前沿的研究。
崔鹏有自己的研究“理论”: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围绕国家需要的应用研究,都始终着眼于科学事业的本质。做科学研究时,不要害怕坐在“冷板凳”上,当你寻找方向时,要坚持下去。只有不断积累,我们才能在关键时刻积累并发挥作用。
在学生眼中,导师崔鹏多少有些“严肃”。学生张建强说,在研究中,经常需要建立模型和恢复山景。在年轻人眼里,这个模型是"差不多",但在崔眼里,"差不多"的意思是"差得多",这必须是绝对准确的。
凭借刻苦钻研的“笨功夫”,崔鹏一直站在泥石流灾害研究的前沿。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先后建立了基于启动机制的泥石流预测原则和方法,提出了泥石流过程灾害防治的原则和方法,揭示了次生山地灾害的分布规律,在泥石流物理过程和防治技术方面取得了系统创新的学术成果。他还带领团队在委内瑞拉特大泥石流防治和中巴公路堰塞湖减灾方面开展国际科技援助。
几十年来对山地灾害的深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使他能够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始终肩负重任。2008年汶川地震后,崔鹏带领一个小组在短短5天内,从包括唐家山堰塞湖在内的256个堰塞湖中筛选并确定了34个高风险区域,并将其提交给指挥部进行应急处理。这一科学判断使唐家山堰塞湖得以及时疏散和淹没,确保了下游数万救灾人员和幸存者的安全。
面对“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全国优秀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优秀研究员奖”等各种荣誉,崔鹏掉以轻心。他说,这些成果是在老一辈科研人员的基础上,在国家和单位的支持下取得的。
崔鹏周围的人称他为“绝望的三郎太”。2008年11月,崔鹏带领一支探险队视察四川北川灾后重建,那里突然下起了大雪。一边是悬崖,另一边是100米的深渊。当探险队翻过这座山时,它突然滑了十几米,差点从悬崖上掉下来。
对于这些经历,崔鹏不愿提及。他说,从事野外调查的人遇到危险是正常的,谁不拼呢?
"勤奋"的崔老师对学生的严格对待显示了她的仁慈。他关注学生的成长,始终强调年轻人应该有独立的思想和观点。在学校里,他们不仅要发几篇文章,还要获得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学习家务技能。
崔鹏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山地灾害研究的发展,从学生时代的“师从”到引领。他高兴地看到,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减灾防灾的科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崔鹏表示,推进单一灾害防控向综合减灾方向发展,不仅需要科研人员对灾害规律有更深的认识,科学预见灾害风险,还需要与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交叉融合,提供可操作的系统解决方案,从而“支撑国家未来”。
来源:搜狐微门户
标题:崔鹏:与泥石流“搏斗”的科学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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