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查无此人电影小组｜写作大赛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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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澎湃·镜相”写作大赛参赛作品

大赛由澎湃信息主办，复旦大学、今日头条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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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贾小涵

图｜unsplash

（一）

我和刘峥是在大二的一节编剧课上认知的。

我们是班上独具的两张亚洲面孔。我总坐在第二排左首，他总坐在第一排中间，我们对彼此的存在心照不宣，课后却只向对方略一颔首便即走开，并不攀谈。电影学院的中国学生往往抱团，我和刘峥不愿做孤家寡人，却把对方的羞涩当成了倨傲。

刘峥是唯一一个坐在第一排的人，奇帕尼教授的领带垂下来，几乎能碰到他的鼻尖。教授的呢子西服襟上沾着猫毛，讲话时从右边嘴角流涎，额头蒸出汗水，紧绷的双排扣之间溢出一股沉郁的古龙水和猫窝的气味。刘峥抱下手臂，翘着二郎腿，审慎地看着教授微微翕动的两层下巴，身居那气味的中心而不为所动。我为此而很佩服他。

我们的第一项大作业是当着全班人讲两个故事，一真一假，真的那个不能太平淡，假的那个则要能够乱真。

马龙白兰度说：“我以扯谎为生。”

我仍然记得刘峥的第一个故事。

刘峥讲故事的情态比故事本身更令人印象深刻。他的英语很流利，强过大多数留学生。他的叙事精确地操纵着我们的情绪，他使我们发笑，蹙眉，当讲到债主们逼着他叔叔用烧红的铁头筷子去生食未长出毛发的小耗子时，则在班里激出一片参差的惊叹。

他像一个古希腊演说家似的双手扶住讲台，身体前倾，在讲述最血淋淋的部分时语气平实而寡淡，仿佛自信故事本身已有了足够的重力。

这个着意猎奇的故事像一根小棍似的抵住我的肋骨。一个暴君看着我，命令道：“你现在该哭了。”或“这是一个笑话，笑吧。”与电影里突然插入的煽情的弦乐重奏一样，这种信号完全是生理性的，就像巴甫洛夫的狗对肉的反应。

刘峥的手指抵在讲台的边缘。我也许是全班唯一一个盯住他手指的人。它们轻轻颤抖着，急切地拽住凸出的木条，指甲在痉挛中被挤压成白色。

对他的演讲的力量的崇敬与嫉妒立刻转为不动声色的怜悯。我根本不记得他的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因为我一直看着那只无助的左手。它所讲述的故事比它主人的更真挚。它的主人试图用语言的陷阱困住听众，而它则在须臾之间卸去油彩，露出一个好强的，自卑的，骄傲的，焦灼的，急于讨好的灵魂。

（二）

我和刘峥同是转校生，除了一腔盲目的热切之外，对电影工业一无所知。我们都曾在北京定居。我的发小是他的高中同学。在我出国两年后，他搬入了我曾住过的北大东门对面的蔚秀园。我们都在大学申请时经历了一轮滑铁卢。我们都很善妒。我们都极在意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即使在与刘峥很熟络后，我仍然无法像喜欢一个异性那样去喜欢他。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迷人之处。刘峥像我在镜中的倒影。我无法喜欢他，因为人们蓦地看到自己在镜中的面孔时，怪异感总如影随形。我无法讨厌他，因为没有什么人能真正讨厌自己。

n大本科的电影学院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小圈子。人们想象中那种艺术生在这里是存在的。他们将头发染成蓝色，指甲涂成黑色，手臂上绘满纹身，有人甚至将《飞跃疯人院》中的童谣整段纹在锁骨之下。不过你必需要长久地盯住他刻意从背心中裸露出的胸膛，才能辨明那几行蓝色手写体小字的出处。电影学院的教学楼外常年凝聚着一群流浪汉，因为在这里，他们永远不用愁讨不到烟抽。这栋十二层的灰色砖楼就像一座光怪陆离的象牙塔。腹肌遒劲的高大男生可以穿百褶短裙，穿渔网丝袜，提手包，凃口红和眼影。有的学生五官清丽，要求身边朋友停止将他们看作单纯的男人和女人，因为他们既非男人，又非女人，而是超脱了性别概念的真正自由的人类。在称呼他们时，我们不能用“she”或者“he”，而要用中性的复数“they”。

在这栋楼里，不会有人因外表而被投以审视的眼球。当一群电影生挤进一部电梯时，他们难以被看作某个整体，而是一个个交叠的巨大的自我。他们的眼睛是内视的，因忙于审视自己而无暇审视他人。在这里，不会有人因拒绝循规蹈矩而被矫正。同样的，当你想要得到某一种关注时，百老汇大道721号的居民们也不会抬起眼帘。没有什么人是眼球的焦点，因为各个人都以为自己是眼球的焦点。你因今日清晨脸部浮肿而焦虑，恐怕身边同伴看出你的不修边幅。她却在想着其他的事件。各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事件，假装去看而不屑去看，迫切地需要听众而不是一个玩伴。他们都抱怨自己怎么孤独，但被那样吝啬而独立的自我簇拥着，全部人都注定孑然一身。

除了看起来像艺术生的艺术生外，还有一群看起来像工学院学生的艺术生。他们玩器材，对各种电影相机和镜头都很熟稔。他们不大跟女生说话，因为很少有女生精通器材。他们一开口就是术语，晦涩的拉美与东欧摄影师的名字，red的夜摄能力怎么超群，在仅有一根蜡烛照明的昏暗角落将人脸拍得富丽堂，上周某某的片场租了吊臂，怎么在天花板上打出水波似的阴影，等等。这些人在片场上是最吃香的。往往开学两周内就已订满了整个学期的日程。这是因为在电影学院里每人都有一个震古烁今的好剧本，却并没有太多人知道怎么调度相机。剧作家们请来这些穿着格子衬衫的匠人，暗中讥嘲他们写不出动人的故事，匠人们则鄙夷这些故事的浅薄与千篇一律，试图在最浅白与滥情的人物描写中找出锻造美好镜头的可能。

电影生的作品看上去都差不多。浅景深，橙或蓝的色调，阴郁的男女主角，悲怆而平淡的旁白。主角从床上坐起来，在镜前洗漱，盯住镜中的自己。导演想，镜子，多么冷峻的比喻。摄影师想，你们看到了吗？我是怎么对着镜子直拍而不使穿帮的。与外界的格格不入，无可救药的家庭关系，坚硬而寡言的父亲，聒噪而内心破碎的母亲，卧病不起的兄弟姐妹。蒙太奇，一定会有配合着空灵音乐的蒙太奇和碎片似的回忆。一定要沉入浴缸，也许浴缸中的水会突然变成红色。一定要有自杀。要从窗上一跃而下，要用小刀割开手腕，要在客厅的风扇上上吊，要有一加仑的假血。要有雾，要有在灯的热力中蒸腾的烟，要有幻想世界，那是主角无法企及的乌托邦。

电影学院的学生都很忙。他们要见制片人，pitch自己的剧本，招揽组员，无数的大小会议。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学院像商学院和电影学院的学生那样，以如此充沛的激情拥抱市侩。商学院的学生们穿西装，打领带，他们从不掩饰自己对资本和职业生活的向往。电影学院的学生叼着烟卷，将头发漂成彩虹的颜色，渴望扬名立万却羞于承认，只好带上遁世的面具。其实没有什么人比他们更积极地入世了。各个人都在投奖。大大小小的电影节。各个人都在找实习，因身边人都已找到实习而焦虑。如果某个同伴的片子在某知名电影节里有所斩获，电影生们会用最挑剔的眼光来解剖片子的剧情，表演和镜头调度，为找到缺点而雀跃，为找不到缺点而沮丧。电影学生们在一楼的咖啡厅里点小杯的玛琪雅朵，托着腮与朋友们谈塔可夫斯基和伯格曼的梦境。他们低头看一看腕表：“我要去上课/见制片人/见摄影/跟组员开会/了。别忘了把咖啡的钱给我，四块六毛二，你转四块五就行。”

（三）

大一下学期，我和刘峥到一个高年级生的剧组打杂。我负责布景，刘峥是摄影助理，在摄影师屁股后面跟焦。

摄影师是个大三的学长，脾气不好，刘峥的手稍慢了一些，或者是变焦时失了准头，就会被迎头一声喝问：“ac干嘛呢！”

刘峥试图用一枚两毛五分硬币把云台从相机底部拆下来。他垂着头拧了五分钟，云台仍像块铁掌似的卡在相机上。

副导演在公寓那头催：“可以开始了吗？”

灯光应了一句：“等等摄像组！”

摄影师虎着脸走到刘峥跟前，一声招呼没打就从他怀中抄走相机。刘峥似乎不以为意地站起身来，凑到摄影师身后，看他怎么用一把小起子拆卸卡死的云台。刘峥的样子太谦冲，太专注，以至于灯光组和音响那边传来了小声的嗤笑。

摄影师将相机架到肩上，冲副导演比了个大拇指，

刘峥微笑着垂手站立在一旁。他把摄影师扔在一旁的起子拿起来，放在手心里端详。

他的仪态轻松自得，像一抔已经高过杯口的水。我不敢去跟他搭话，我害怕轻轻一碰，他的笑容与持重就会像水流漫出杯沿似的土崩瓦解。

大三，刘峥在拍他自己的电影时请了那位火气不小的学长当摄影。我很惊讶，忍不住跟他提起那件不愉快的轶事。

“我不记得了。”刘峥说。

摄影全然忘记了他们之间的罅隙。刘峥不过是他调遣过的十数个摄影助理中的一个。谁会着意去记跟班们的面孔和姓名呢？

刘峥跟他的摄影相处得很好。他们去b&h试相机，聊新出的镜头和新片中的镜头调度，聊摄影在一部电影美学中的作用。摄影把刘峥看做是自己人，向他发牢骚，抱怨学院里其他摄影师，抱怨导演，抱怨剧组的伙食。刘峥有时附和他，有时像个损友似的调侃他。

在年的除夕，查无此人电影小组的组员们聚在一起吃年夜饭。李瑟借着酒劲对刘峥说：“刘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的朋友。”

“为什么？”刘峥问。

“你对讨厌的人和喜欢的人的态度一样。所以我不知道你是讨厌我还是喜欢我。”

（四）

查无此人电影小组有四名常驻成员，刘峥，我，李瑟和林瑞青。

我们是在大二那年的电影制作课中聚到一起的。学生们要自行结成小组，各个小组四名成员。那时我和刘峥已经在数个学生片场共事过，已跨越点头之交，到了君子之交的范畴，于是顺理成章地比邻而坐。

李瑟主动向我们走过来。九月中旬的纽约像一只刚关火不久的炉眼，仍然辐射着灰尘与热力。李瑟穿着黑色t恤，卡其短裤和裹住小腿的雪白的足球袜，双手插在兜里，背脊薄而笔挺。他的肤色很黑，微笑时露出的牙齿很白，他裹挟着一种盛夏的燥热与无辜向我们快步走来。

“我叫李瑟。”他的普通话不甚标准。

李瑟是深圳人。他在西雅图一个多雨的小城住了四年，从一所基督教私立高中毕业。李瑟憎恶连绵的阴雨，想要到一个温暖的地方去读大学。他阴差阳错地来到了纽约。纽约的夏天明媚如一柄大马士革刀，未经过滤的紫外线与阳光席卷着火焰，落在镜子似的玻璃高楼上。路人如果不眯着眼睛行走，眼睛就会被灼痛。另外半年是冬天。纽约的冬雪常伴着降水，雪粒被雨水冲刷，还未着陆便即融化，在人行道下聚成齐踝深的脏水。在这样的雪与雨里走一遭，再怎么小心，裤脚处也会溅上水。打伞是没有用的。纽约的风从四面吹来，雨水抽打在脖颈上，均匀地渗入全部你不想让它渗入的地方。进入室内时，我们的衣服冷冰冰地贴在身上，在暖气漫不经心的烘烤中吸走皮肤的热量。在能容纳百人的大阶梯教室里，四面洋溢着热气腾腾的狐臭味。

多个人在搬来纽约后得了躁郁症，在半年的日照和半年无休止的阴霾中逐渐分裂，像卡尔维诺笔下那位被锯成两半的子爵那样，上下半年的举止判若两人。

夏末秋初的李瑟已经开始了从狂喜到忧郁的坠落，只是在初次相遇时还显不太出来。刘峥把书包挪开，请李瑟坐到他身边的空位上。

穿曵地长裙的林瑞青走了进来。此时课程已开始二十分钟。在之后三年与她的相处中，我逐渐意识到这种迟到几乎是病理性的，已经成为她人格的一部分。她犹疑了一下，选择加入三张亚洲面孔。

她身材高挑，裸露的上臂结实而匀称，宽肩膀被两条浮凸的锁骨联在一起。她的双眼皮流丽，眼睛明亮，微微拱起的高鼻梁令她的上半张脸看上去有几分男相，形状美好的薄唇却很妩媚。她坐在了我身边。林瑞青比寻常美人更为不羁，懵懂与漫不经心，因而散发着一种野生的魅力。她的锋芒均属无心，因而更加尖锐。她闻起来像一颗新削开的，汁水四溢的梨子。她的美而自知刺伤了我，让我自己的庸常变得愈发不堪忍受。

后来我们成了室友。一次，我在宿舍的健身房碰到了她。林瑞青穿着运动短裤与紧身上衣，额头微微出汗，步态优雅，像一头健康的梅花鹿。

“嘿，”她拍拍我的脑袋，“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来健身房还能做什么？

她离开后，我凝视着镜中的自己，矮小，圆脸，单眼皮，微微隆起的小腹，粗壮的小腿。

“你真可爱，像一只小松鼠。”她有时会从后方抱住我，像母亲抚摩一个丑孩子那样怜爱地捏我的脸。

她礼节性地称赞他人的外表与身材，包容哪些高颧骨，赘肉，短腿与缺乏肌肉的大臂。这种礼貌的前提是对自己仪容之优越的绝对自信。她胸膛上的肋骨像波纹那样浮起，腰肢纤细，胯骨如海中浮岛般丰腴。她对他人分享的甜食与零嘴避之不及。她递来的沾满杏仁酱的面包，鳄梨与黑巧克力却不容拒绝，直接送到嘴边，我必需感激地将这些食物在她面前吞下，并雀跃地附和她对它们的意见。

林瑞青每天花很长期凝视镜子。她用五分钟刷牙，在这五分钟内目不转睛地用情人的眼波注视自己。她是住在钢铁森林里的纳西瑟斯，常在街头橱窗前突兀地驻足，不是在看陈列的商品，而是在欣赏自己在玻璃框中被彩灯加冕的轮廓。

她长篇大论地述说自己。她身边的朋友无一例外地知道她崇拜克里姆特，博尔赫斯与皇后乐队，着迷野米与藜麦，对母亲怀有矛盾的感情，三个前任男友的样貌与所有轶事，学习钢琴的年数，对东欧科幻小说的特立独行的嗜好，儿时对同性的懵懂爱恋，最骄傲的往事与最近的心灵挣扎。除了她想看到的与想记住的，她对身边的人一无所知。我自知在毕业后会被她迅速地忘记，或者成为她丰富的生命里一个苍白的鬼魂。我卑微怯懦的自我在她河豚似的自我悦纳中愈加缄默。

（五）

大多艺术家都极度自恋，因为只有在膨胀的自我中表达欲才能破土而出。艺术家们用镜头，色彩与文案记述异人，孩子，老人，流浪汉，游吟歌手，不是出于欣赏，而是在形形色色的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一片灵魂的投影。自己的未践行的梦想，自己的童年，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自己的惊惶，自己的生命与死亡。艺术家们记叙自然，不是出于爱与敬服，而是像林瑞青照镜子一样，爱着镜中自己的形象，因而对映射了自己面孔的镜子充满感念。

我读到唯我论的哲学观点时，这个困扰了我已久的难题迎刃而解。艺术家都是这种哲学流派的忠实信徒，笃信世上一切都是自我精神的经验和意识。他们大声地演说而不聆听，描绘而拒绝注意，是因为他们既不用聆听也不用注意。既然全部的人类和飞禽走兽都是他们的化身，那么他们只需转向自己的灵魂。

每一个电影生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故事去讲。这个故事很多年之前就在他们的胸膛里扎根发芽，终于像一根青笋似的梗出喉咙，到了不吐不快的程度。

这些极其重要，极端私人的故事都大同小异。它们都很沉重，因为沉重才能凸显出这些故事的严肃性。卡尔维诺所推崇的赫尔墨斯式的轻盈短小在电影学院是不被认同的。镜头都很长，越长越好，因为摄影师需要炫技，需要在作品集中增添绚烂的一笔。主角们，无论是稚童，少年，中年人还是老人，都满怀着大学生式的烦恼，他们的挣扎是内在的，是急待处理的哲学问题，一般与寻找自我关联，因为这是年轻人唯一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在混沌中辨明自己的模样。

年的夏天，我到山西长治的矿区去拍一部纪录片。真实的人的模样让我无比惊骇，好像柏拉图的穴居人逃出桎梏，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理型，却看到了与自己的想象大相径庭的东西。

我至今想到我们一遍遍地追问矿工们“你的理想是什么”时仍然会感到羞赧。哪些每天从业十八个小时的工人们该有多么挫败。在年轻人热切眼球的逼视下，他们想到了高过成年男子头顶的玉米丛，春秋的风在环山上撞得头破血流，将玉米叶子割得哗哗作响；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常躲在哪些聒噪的叶片中间，到溪流里去摸一种近乎透明的小鱼。他们想到了每天下井的父亲，回来时连指缝和眉毛中都沾满了黑色的煤灰，他们的眼白和牙齿在尘污中闪闪发亮，家中的肥皂买回来不出两天就被染成灰色。他们一沾到床即沉沉睡去，发出巨大的鼾声，甚至没有时间对妻儿假以辞色。孩子们对父辈的怨怼直到自己戴上有矿灯的安全帽下井时才能被消解。

他们想到月升时从村口传来的由远而近的牛铃和鞭声。那种铃声空明而遥远，似乎不是牧牛人牵引牛群返家的信号，而是某一种凄清的灯烛之光，或磷火，照耀进一个黑沉沉的不甚明确的远处，不出几步即像鲸背沉入水面似的消弭于无形。那种鬼魅的铃声令他们感到恐惧，在夜的沉默与野狗的吠叫中瞥见谜语和佛偈一样的无常。

他们想到矿井的暗与静。那是彻底无光的瞎了一样的黑暗，和吃掉一切声响的聋了一样的安静。大瓦数的探灯也扎不穿有质的黑色，光柱数米开外的地方便即湮灭。有的人在这种地方待久了会产生幻觉，因为连自己的心跳声，肠胃的蠕动和喉结的上下响动都清晰可辨。矿井里从来不缺见鬼的传说。在没有光的地方，人几乎能看到自己的魂魄脱体而出，肉体像在泥塘里挣着游走，四肢的动作与呼吸都变得迟缓。而采矿的机器开动时，那种马力全开的噪声让人在出井后的数十分钟里脑子仍嗡嗡作响。在出井时，为驱散极静与极噪的魔咒，矿工往往在空阔的矿洞里大声歌唱。

他们想到工人澡堂。他们要先淋浴。一开始混着皂沫留下来的水是黑色的，像墨汁一样，然后是灰色，然后逐渐变得清澈。“没有用的。”一个工人说，“再如何洗脸上看上去总会有点脏。”他们用刷碗的洗洁精搓洗头皮和身体，因为矿渣里含有油脂，必需要碱液才能溶去。

他们想到留在家乡的妻子和孩子。家乡没有好学校，孩子初中时要送去长治。孩子又长高了。要送孩子去学琴，学跳舞。要送孩子去补习班。要读书，要高考，要考出去，不能再下井。他们在父辈的缺失中成长，执拗地要离开家乡，最终还是下了井，成为了新的缺失的父辈。

一个年轻的矿工说，他年轻时想当飞行员。我们感到奇货可居，将他围住，要采访他。

我们问，没考上，然后呢？心里什么想法？

我们的心里已经有了构想，想在天上飞，结果被困在了地下几百米不见天日的地方，多么富有哲理的反差。

结果他说：“考不上又能如何着，没有想法。”

我们问，现在还想不想当飞行员了。我们希望听到梦想的破灭，内心的挣扎，与家人的矛盾，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委身于黑暗的戏剧化的故事。

结果他说：“现在的日子过得挺好，有车有房，当什么飞行员。”

我们问他，对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他说：“是走一步看一步。”

被问急了，就说：“攒点钱，给老婆开个门市部。”

他们想到多蛇的斜道沟。想到过生日时伙伴从酒厂打来的汾酒。想到金字塔似的庞大的煤堆，在日光下卷起黑色的烟尘，当真显得像帝王的陵墓。想到回家的夜路。想到肮脏的公厕。想到父母。想到寡言的蹲在台阶上喝面，用木条和铁丝修补兔笼和鸡窝的父亲。想到新打了金戒指，正在学跳广场舞的母亲。她见到生人时总局促地将双手握在身前，露出少女似的羞怯的笑容。想到结婚时送亲的长队，黑色婚车上系起的大红花团，吹唢呐的人，新娘拖在土路上的洁白的裙摆。想到东面山头下的祖坟，密密麻麻，如一张散乱的星盘。

他们想得太多，无头绪的沉重落在舌尖上时只剩下了轻飘飘的一声嗤笑。

我们要听到苦难，但他们不想说苦难，而想说说记忆，现在和即将到来的日子，但我们只想听苦难。

他们试图让我们听到他们想的东西，但是我们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因为他们只是我们崇高心灵的投影和充满智识的头脑营造出来的幻象。

他有很多话想说，到后来只得摇一摇头。我们一边斥他麻木，一边又自告奋勇地要帮他发出咆哮。

（六）

奥斯丁笔下的艾玛小姐到乡间去踏青，在小路上看到了劳作的佃农。

“可怜的人们。”她想，“恐怕我一整天都要想着他们了。”

她是个有自知的女人。她知道自己对他们的同情只能保持一天。一天之后，她要换上新裙子，去弹琴，去唱歌，去为自己的姐妹说媒，到大房子里去参加舞会。温暖的吊灯的影子悬在落地大窗里，像一簇火焰，照亮了男男女女乐趣，健康，含情脉脉的脸。

（七）

拍电影是一件苦差事。

首先，要有剧本。学生作品往往在十分钟以内，最长也不会超过二十分钟。一旦超过这个长度，人力和物力都将难以支持。

创作者要像熟悉自己一样熟悉自己的角色。他要知道每一个角色的样貌，年龄，出生地，与父母的关系，童年阴影，心结，热望，少年时的恋情，最爱吃的食物，不为人知的小癖好，等等。

剧作者写下长篇累牍的角色简介，不是为了将这些细节纳入剧本。这些细节全都不会出现在纸面上。雕琢这些永远也用不上的小节，是为了让角色的影子在作者的心里浮现出来。他们一开始只是朦胧的概念的集合，一个刻板的影子，一具骨架，一个陌生人。事无巨细的人物小传像在原石上一刀一刀的雕琢，或嗔或喜的独特面孔从石料中现出形状，作者逐渐爱上他们，因为他们是他人格的碎片，每一个碎片都映射着他自己的面孔。

当人物成型时，我们可以来写剧本了。在十几页的剧本里，一切矛盾都被简化成一个简单的命题：角色们想要什么。

短片的剧情是由矛盾堆叠起来的。矛盾是作者与角色的博弈。作者设下重重阻碍，而角色们则要披荆斩棘。故事在这种厮打与旋舞中被生产出来。

接下来是漫长的把文案转化成影像的过程。学生电影人要用极低的预算组建起一支团队。这支队伍里大多是导演的同学，在彼此的项目里互相帮忙，一般要身兼数职。

在长达数月的筹备中，主创们租借器材，联系拍摄地点，与房东周旋，在寸土寸金的纽约找出物美价廉的遗珠。在网站上寻找免费的演员，写出上百份邀约。一百封信寄出后，只有五十个体会回复，这五十个体中有二十五个体会同意来面试，而只有十数个体会真正出现在面试点。选定演员后，彩排几乎立刻开始。

当拍摄日期逼近时，导演和摄像要设计每一个镜头，并统计镜头的数目。副导演根据镜头的多寡排出日程，确保在预定的时间内能完成拍摄。在影视上被传为佳话的哪些即兴演出和灵机一动在学生的片场几乎不可能出现。王家卫式的悠闲会被立即扼死，每一分钟都要物有所值，每一分钟都可能意味着另一条表演，另一条表演意味着在剪辑室中的另一种可能。上学生的片场像上战场。副导演举着一份皱皱巴巴的日程，在全场游走吆喝，像个工头似的明确各个人都在连轴运转，将剧组成员，连同他自己在内，都榨得完全干瘪，以启动这具笨重而稚嫩的机器。

学生电影的拍摄周期通常是三到五天。副导演在前夜群发出一封邮件：“提前十分钟到场是准时，准时是迟到，迟到是不可饶恕的。”

艺术组开始搭建场景，化妆师为演员们上妆。场景搭建好后，灯光组开始布光。导演在监视器后检视效果，如果通过，摄影组即开始正式拍摄。在一天之内，这个过程要重复近二十次。第二天，第三天，周而复始，周而复始。

拍摄学生电影的过程是失乐园的过程。浪漫丰美的幻想被碾碎，艺术家的散漫在片场上没有生存空间，一切都是计算，计划和行政。整个过程繁复而琐碎，像木匠往木条里楔入钉子，几乎没有创作快乐可言。拍电影只有惊吓，没有惊喜。而惊吓一定会出现，像死亡一样无法不使。

刘峥为我的电影制片。拍摄前夜，一切准备从业都告一段落。一辆装满器材的小卡车停在我的宿舍门口，像上好了油似的弩箭般蓄势待发。大战前的平静令我不安。

刘峥发来新闻：“一切能做的都已经做了，接下来的只有等了。”

“等什么？”

“等意外发生。”

于是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等待意外发生。

相机，三脚架和灯架在床周围堆成一座小山。它们在那里已经有两个月了。我不愿意回宿舍，因为一回去就要面对堆叠到天花板的拍摄用的沙袋和灯。每天洗漱完毕，我要手脚并用地从重重包围之中爬上床，被围在昂贵的钢铁壁垒中。傍晚时分，我不情不愿地进入这座城堡，清晨时则不想离开。每天一睁开眼睛，我看到身周立起的高墙，对新的日子的期待立刻转化为绝望，被疲倦与失落钉死在床板上。

林瑞青的床也被器材环绕着，她安安静静地躺着，呼吸声轻不可闻，不知道是在睡着，还是跟我一样，清醒而呆板地睁着眼睛，思考调动怎样的意志力才能熬过新的一天。天花板上映着张牙舞爪的灯架的阴影，我们的床像两座孤零零的对峙的坦克。当我们从这栋楼里走出去，去赶赴大大小小的无止境的会议时，我们比任何一个剧组成员都轻快，镇定，温和，充满信心。导演的人格魅力远比才华重要。只有无穷无尽的乐观和好脾气才能将一个义务从业的剧组用人情黏合起来。

我停止练琴，看小说，甚至停止了看电影。我开始学电影后，就没有什么时间再看电影了。当我被一个笑话或一张图片逗乐时，神智会自动掐灭这种短暂的乐趣。我还有一部电影要拍。我想。在那之前我不能感到乐趣。

我拍电影的那个学期正在初恋，异国，每天早晚都要打一阵子电话。秋天来到的时候，夏日的一切都走向凋零。

他说：“你离得太远了。”

“什么？我没有听清。”

“没什么。”

一个首要演员在开拍前突然罢演，我开始了新一轮的面试。租车的保险出问题了，我身边几乎没有什么人有美国驾照。房东不肯签合同，学校这边无法交代，拿不到批准，就不能开拍。灯光和摄影在器材租用上迟迟无法达成一致。要为剧组订餐。要订像样子的饭。要有肉，菜和饭。至少要把这些牺牲了休息时间来帮我干苦力的人喂饱。我失恋了。预算又涨了。我父母的钱。当小职员的父亲和当老师的母亲挣的钱。拍电影就像用刀劈开空气，像燃烧，像脑汁迸溅。租相机，镜头，稳定器，操纵稳定器的人，两千美元就出去了。拍电影像无底洞，像杯水车薪，像涸辙之鲋，像精卫填海。这是一桩没有希望的买卖。场景设计撂挑子不干了，事到临头，演员的服装一件都没买。我去商场挑衣服，好贵，但必需要买下来，因为没时间了。化妆师失手将标签扯下来了，不能退了。我说过，拍电影像将一枚钉子砸入木板。啪。锤子砸在手指上了，钉子歪了。把钉子扶起来，手指被砸扁了，骨头碎了。当，当，当。啪。又砸在手指上了。拍电影就是用带血的颤抖的手指一次次地将那枚钉子扶起来。钉好了又如何样呢？庸庸碌碌的世界需要齿轮，需要钱，需要人工，需要名声，需要权势，唯独不需要一块美丽的木板。艺术不是救世主，而是供人亵玩的奴隶，可以被拿捏成任何形状。美而无用的事物不得不俯下身来，向比它巨大的东西露出谄笑。

那段时间，我手写一封一封的信件，用去一打又一打厚厚的信纸。邮局里的队那么长。我将它们贴上邮票，寄往北京。

我问：“你收到了吗？”

“没有收到。”

过几天，又问：“收到了吗？”

“没有。”

拍电影的日子像哪些在海洋上迷路了的得不到回音的信件。

（八）

那段时间，我的心里常常充满无端的暴怒。

我拿着一只杯子时，突然想将它砸碎。我在走廊里遇到宿管养的狗，皱皱巴巴的，长着一张老头儿的脸，叫人看了生厌，想去踢它一脚。我想将自己咬碎，将头发一撮一撮地连根拔起，想点一把火，把眼前的书本烧成灰烬。

夜晚时，我无法入睡。我披上外套，从宿舍楼里走出去，走到彻夜灯火通明的日本街去，随便找一家开着门的饭馆走进去，点一大碗盖饭，一大盆汤。凌晨去吃饭的食客们大约都长得一个样子，蹙着眉头，看上去很愁苦，并不一定怎么饥饿，却有很多情绪要就着菜饭咀嚼。我不停地咀嚼，吞咽，胃已沉坠得要爆炸，然而咀嚼与吞咽已无法停止。我感到脂肪积累在肚腹和脖颈，感到自己的形象变得愈加丑恶，一阵自毁的快意袭来。精神拆析学提出，各个人都有自毁倾向，因为生物的本能是走向死亡，回到原本的尘归尘土归土的状态。我想到林瑞青的轻盈。她在压力下仍很美丽。坏脾气的美人仍然是美人。大家对美人都很宽容。我不是美人，于是只好更加雀跃，更加温柔，更加笑容可掬。

我想将垃圾桶踢翻。我想对着惫懒的组员们大吼大叫。我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他们的声音在微弱的信号下时断时续。

“什么？”他们说。

“什么？”我说。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一个朋友说，你的脾气真好，要是我早就疯了。

那时我正盯着支在桌上的火锅，要用很大的定力才能控制自己不哭泣着将脸扑入热油之中。

拍摄前三天，我给刘峥发短信，用轻快的语气说：“刘总，我失恋了，需要一些人道主义关怀。”

那边半晌没动静。

我等得不耐烦了，手机突然震动了两下。

“这么巧，我也失恋了。”

我大笑出声。没有比这更好的人道主义关怀了。

在第一日的拍摄后，我和刘峥统计第二天要拍完的镜头数目。

桌上放着一大罐糖。各种各样的糖，果味硬糖，白桃味的软糖，黑巧克力，白巧克力，夹心酥糖，从中国城买来的番石榴糖，榴莲糖，薄荷糖，不含糖的糖，还有《功夫》里那种花花绿绿的大棒棒糖。

我和刘峥都盯着那罐糖。

我们开始快速地吃糖，将它们用牙齿嚼碎，含化，甚至生吞下去。

桌上很快堆了一小片斑驳的糖纸。我感到舌尖甜得发苦。

刘峥转向我，说：“我想吐。”

我点点头，“我也是。”

（九）

“我说不清。”刘峥说，“我想拍那种很宏大的记事。不，我说的不是史诗感。我说的是你站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前，看着熙熙攘攘的游人和集市，想到五百年前那次城邦被攻陷的感觉。就像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像《玛丽安巴德悲歌》中突然击中歌德的爱情之火。暑假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了夜店，灯光晃得我眼睛难受，音乐声太响，男男女女大吼大叫，贴在一起，我看着很不舒服，觉得没意思，那是空的，虚无的，不存在的。我想拍切切实实存在的东西。

观众上了一天班，决策用人生中宝贵的三个小时坐在电影院里，看你的电影。这三个小时内他们本可以陪陪孩子，去打球，去吃一顿饭，睡个懒觉，可是他们没有。他们选择来到电影院。你对他们是负有某一种责任的。他们想在这几个小时里过一种不同的人生。”

林瑞青说，“我想拍美的东西。特别美的故事和布景。席勒人体画里那样纤细漂亮的演员。他们的手臂修长，身体柔软，像跳舞一样演一个很神秘的故事，观众不会看得懂我在说什么，但是他们能感到一种愉悦。”

李瑟说，“拍电影真有意思。”他瘦了。眼窝凹陷进去。拍完电影后他这么说道。“我还想拍。”他说。“我想一直拍下去。”

李瑟休学了。他将纽约的公寓退掉，回国去了。他病了。

他走之前的几天，请我吃了一顿饭。饭桌上，我们什么都聊了，又什么都没聊。我们聊电影，聊小说，聊美食，聊生命，对病痛，死亡和歇斯底里闭口不提。

我们一个个地去了平日常待的地方。华盛顿广场上有人在弹琴，有人在唱歌，有人在写诗。学生们围着喷泉坐下。我们看着洁白的凯旋门。我在拱顶之下用拍立得给李瑟照了一张照片。跟我初次见到他的时候相比，现在的李瑟瘦得几乎脱了形，在薄毛衣下显得很小。他仍穿着那双白色的球袜，双手插在兜里，笑容灿烂，牙齿雪白。

我甩着打印出的底片。不知道是胶卷已经曝过光了还是如何，迟迟显不出人像，相框里仍然是一片雾蒙蒙的白色。

“再拍一张吧。”我提议道。

“不用。”李瑟摇摇头。他将那张空白的照片接过去，小心地放在钱包的夹层里。

我们走进图书馆。图书馆四四方方的，很富丽，天花板较高，像个金色八音盒的顶，进门处挂了几幅捐赠者的画像，全是神情严肃的白人老头。

李瑟说：“七楼有一本很好看的书，不能带走，只能在图书馆里看。我带你去。”

我们一层层地向上攀爬。李瑟灵巧地在书架之间穿梭，我跟在他身后，呼吸着书页散发出的令人愉快的霉味和尘土味。他在前方突然放缓了脚步。我也放缓了脚步。我希望这条狭长的过道永远都不会终结。

（十）

大三下学期的春假，我们四个去野营，在新英格兰的露营地搭了四顶帐篷。

那时我们都拍完了电影，心情都很好。

我们做成一个圈。我和林瑞青裹着同一条毯子。她的侧脸线条柔和。她的胳膊轻轻地搭在我的腰上，吐息悠长。我从未感到自己如此爱她。

银河在我们头顶像着了火的钠一样燃烧。我们四个体听到风雷滚动的声音，枝桠的低语，怪鸟的嘶叫，不约而同地感到巨大的恒常与恐惧。

刘峥将一条羊毛围巾抛给李瑟。他突然说：“我们来说故事吧。像《十日谈》那样，不过要一人一句。”

林瑞青闭着眼睛。她说：“中世纪的时候，今天的法国香槟行省一带，有座小城镇。公爵的城堡在小镇中心，被一座教堂拱卫着。公爵有一个小儿子，在他十岁生日那天，见到了戴尖帽的魔鬼。”

我们拍手起哄。我笑道：“你这是要讲鬼故事啊，待会可别把我们吓得睡不着觉。”

我接着说道：“魔鬼对男孩说：‘我是你家的守护神。每十年，我都会出现一次，实现你的一个愿望。作为报偿，在你生命的尽头，你要将灵魂献祭给我。’”

李瑟说：“男孩告诉魔鬼：‘我想成为一名英勇的骑士，比父亲麾下的骑士们都要善于征战。’魔鬼打了一个响指，然后在蓝色的烟雾中消失了。”

刘峥接回来：“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男孩成长为了一名英武的骑士。他的秘银盔甲比月光还要皎洁，剑芒比巨龙的牙齿还要锋锐。二十岁不到，他已经成为了公爵四处征战的得力助手，令他的两个哥哥黯然失色。”

林瑞青说：“公爵在一场战争中丧失了性命。两个哥哥将他逐出故乡，只分给他很小，很贫瘠的一块领土。”

我说：“他骑着一匹银灰色的马，一个扈从也没带，独自走出了城。他离开那天，市民们向他身上抛撒花瓣。”

李瑟说：“有一位红发的姑娘，眼中含泪，向他抛了一朵白色的玫瑰，白色的玫瑰落在他白色的长袍上。他们一起长大，彼此相爱，现在却不得不分开。”

我说：“姑娘的眼睛分明在说：‘带我走吧’。但骑士思忖再三，孤身一人上了路。”

刘峥说：“那天晚上恰好是他的二十岁生日，戴尖帽的魔鬼再次出现了。”

林瑞青说：“骑士对魔鬼说：‘十年前，你许诺我无可匹敌的武艺，但我仍然一无全部。今天，我想要能打败我的两个哥哥的力量。’”

我们将毯子裹得紧了。

我说：“在魔鬼的帮助下，骑士组织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夺取了两个哥哥的土地和民心。”

刘峥说：“他在万民的簇拥下，由教皇亲自加冕。在熙攘的人群中，他看到了心爱的姑娘。但她已经改作了妇人的打扮。”

（十一）

毕业将近，我们开始思考未来。

我看着我身边的这群人。年轻，聒噪，野心勃勃。我们不是中国电影的未来。我们无法融入好莱坞体系，除非自甘变成那庞大机器上的一根螺丝。做独立电影也站不住脚，除非在知名的电影节上崭露头角，否则不太容易拿到签证。

我们也无法融入国内的电影圈子。我们有四年的断层，学了一身屠龙之技，没有校友，没有什么人脉，不擅长规矩。

我们手中捏着几部青涩的成片，它们是我们的黄金时代的唯一的例证，是所有心力，激情与灵感的凝结。它们是无法替我们投石问路的。在吮吸了创作者心尖的鲜血后，它们成长为了笨拙，突兀，奇形怪状的东西。

我们是电影工业的孤儿。毕业之后，我们很可能再也没有电影拍了。

林瑞青找了实习。我在准备gre考试，想要读研。

李瑟回国后杳无音信，微信朋友圈也关闭了。我点开他的头像，看到一片空白。

刘峥和他的室友闹翻了。他们在一切大事小事上较劲。

他们比谁起得更早。

刘峥的室友七点半睁开眼睛，刘峥已经在洗漱了。

刘峥的室友七点坐起身来，刘峥已经在穿衣服了。

刘峥将闹钟设成了六点半，刘峥的床榻空空荡荡。

五点半，刘峥的室友看到刘峥正在穿鞋。

室友说：“你肯定是疯了。”他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刘峥轻巧地从他眼前走过，拉开门，又关上门。五点的纽约的天黑得让人感到太阳永远也不会升起来。天边寥寥地挂着几颗星子。刘峥阔步走在这样的黑夜里，穿梭在他心里的一片黑暗森林中。

我仿佛能看到那个形单影只的人，穿一件薄风衣，戴着耳机，咬牙走在夜风里。他绕过流浪汉的睡袋，在公交站车牌前等了一会。然而车总不来。于是他迈步自己向前走了。他的眼前是两排关闭的店铺。有的灯火通明，然而没有一家在营业。他慢慢地向前，踽踽行进，走过一扇又一扇紧闭的门。

（十二）

栗子传了两轮，终于被吃光了。

银河在慢慢地旋转。我第一次看到如此清晰的北斗七星。

我们的故事一句句地获得了生命。在接下来的五个十年里，国王获得了财富，越来越多的土地，恶龙的头颅，盛过基督鲜血的圣杯。最后，戴尖帽的魔鬼站在他的病榻前，说可以满足他的最后一个愿望。

这个故事的结局捏在刘峥手里。

我以为他会将故事引回那个求而不得的女人，就像《公民凯恩》将故事引回了木雪橇那样。

刘峥的眼睛望着不知什么地方。他将下巴埋在手肘里，思忖了一会，说：“垂垂老矣的国王对魔鬼嘶吼道：‘给我生命！’”

我们等着，然而他不再说话了。

“完了？这就完了？”我们问。

“完了。”他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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